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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法》作为一部完善和规范立法活动的国家基本法律，其起草、制定与实施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2]随后，统一的行政诉讼制度在民事诉讼法中正式确立。4.修订知识产权管辖的规定。
但是同时也要看到调解的负面作用，要注意防止行政机关利用优势地位造成调解不公的倾向，注意不适宜调解的案件不能强行调解，同时，要注意调解的内容不得违反法律规定，不得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8. 理顺行政诉讼法和其他诉讼法的关系。行政诉讼法第2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1]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有关行政诉权的最早的、较为明确的规定。为了解决基层法院存在的立案难、审理难和执行难的问题，最佳方案是设立跨区域的行政法院体制。
从形式逻辑的角度，维持判决和撤销判决应当具有对称性。但有相反证据注意退房的除外。在我看来，政治宪法学之所以是宪法学，而不是为现实的政治权力背书，关键在于是否承认政治宪法的规范性价值，在于是否诉求政治的合法性，即这个合法性不是宪法律的合法性，而是宪法的合法性，是本源的合法性，即正当性。
在我看来，政治宪法学关涉的根本性问题是介于政治学与宪法学之间的，是从政治现实主义到宪法规范主义的历史演进。中国的宪法学的中心实质上就是它的序言及其总体结构。[10]这一捍卫旧体制的宪法学在强世功的宪法社会学那里得到更为露骨的表述，他试图从英国不成文宪法的理路中提取出一套中国宪法的其来有自的社会学渊源，进而为党国体制的一体化与正当化提供证明，并以此拒斥中国宪制的宪政主义改革。在这个关于政治性的基础理论确立之后，陈端洪无所羁绊地介入中国宪法领域，从容地提出了他的关于中国宪法的五大根本法的宪法观，并把宪法政治等同于党制政治，共产党成为中国政治的中心，因此也就成为中国宪法的中心，为此，他编制或重启了一系列有别于旧宪法学的新宪法学的语汇，诸如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必得出场,人民既不出场也不缺席、宪法是民主神的圣经，人民的安眠曲,等等。
[51]如果我们缺乏一种历史主义的关切，没有把富有生命的历史观注入对于中国宪法的分析与解读，那么其结果只能是盲人摸象，缘木求鱼，不得要领。但是，中国的宪法却并没有这些例行的防卫措施，恰恰相反，中国的改革开放很多是以违宪的试点形式推进的，这样一来，就有了所谓的良性违宪的宪法学争论。
所以，我所强调的宪法之规范主义，就与日常时期的规范宪法学有别，我不能赞同他们抽象地将一种没有中国政治宪法之缘由的规范宪法作为宪法学的标准，或者说，我不能接受他们所谓的西方宪法学意义上的普世价值之规范，或基于西方宪法的权利价值或宣言，对于这种外在的规范主义，我认为是无力的和空虚的。姚中秋的儒家立宪建国论，参见姚中秋：《儒家宪政民生主义》，载《开放时代》2011年第6期以及《华夏治理秩序史》（第一卷·天下。飘荡于八荒四野，拂万物而盘旋。固然规范主义或人格主义或自由主义极为关注个人自由与个人权利，但这个个人权利和自由是有前提条件的，那就是它是以一个社会共同体为实践基础的，即首先需要有一个政治社会或公民社会之构成，尤其是需要有一个民主宪政制度之创建，然后才得以实现个人权利和自由，因此，自由主义或规范主义不是反社会的，而是成就于社会之中的，是一种社会的个人主义，社会建设尤其是政治社会、民主宪政的建设对于个人权利和个人自由是极为重要的。
如果不理解古今之变的中国历史，不理解中国的现代建国史、革命史、制宪史、改革史、生存史、自由史，就无法理解中国的政治宪法学，无法理解中国的政治宪法学之兴起的历史与现实背景。十年之后，张千帆教授运用宪法变通概念置换良性违宪，提出了自身对于这一改革宪法现象的理论认识，参见张千帆：《宪法变通与地方试验》，载《法学研究》2007年第1期。[8] 总之，评论界所谓的以陈端洪、翟小波和我为代表的政治宪法学（我称之为狭义的政治宪法学），加上强世功为代表的党制国家的宪法社会学，以及姚中秋为代表的儒家立宪建国论和许章润为代表的基于国家理性的历史法学（我称之为广义的政治宪法学），[9]这些林林总总的宪法思想，在近些年来格外活跃，论者们提出了各种不同于传统三大主流宪法学的主张和观点，形成了一股强劲的宪政思想潮流。[50]对于西方宪政秘密的揭示，我曾以美国为个案展开研究，具体参见高全喜：《美国现代政治的秘密》，载《战略与管理》2010年第5/6期合编本。
2008年至今，伴随着政治宪法学作为一个思想流派的出场并流传以及百年中国法政历史的现实感应及激发，一系列政治宪法学的著述陆续发表或出版，一时之间，蔚为大观。此外，诸如姚中秋的《现代中国的立国之道》（2010年）、《中国变革之道》（2012年）、许章润的《现代中国的国家理性》（2012年）、强世功的论文中国宪法中的不成文宪法（2009年）等著述，也都被归入广义的政治宪法学之列。
与宪法解释学与规范宪法学外在地诉求基于个人主义的权利保障和限权宪法以及司法独立不同，政治宪法学强调中国宪法的人民制宪的生命力及其变革的动力机制，认为改革开放的今天，需要唤醒人民作为主人参与国家宪制，并敦促实现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做主的统一性。因为很清楚，在终结了革命激进主义的革命宪法之后，改革的宪法改良主义就必定会从政治意志的决断那里去发展出规范的动力来，只有用规范主义，即政治合法性与正当性，才能实现改革的目标。
从这个意义上说，宪法学不是政治学，它诉求的乃是司法正义，是关于政治权力的规范性约束和限权。也只有在这里才能够寻找到从生存宪法到自由宪法的宪法精神之演进，而陈端洪所谓的五大根本法，虽然提出了这个逻辑，但却是外在于这个宪法精神的，他严重低估了四个修正案的新宪法精神，低估了改革宪法的规范性，低估了从革命宪法到宪政宪法的这个改革宪法的转折性重大意义。[48]参见高全喜、田飞龙：《八二宪法与现代中国宪政的演进》，载《二十一世纪》（香港）2012年6月号。这是历史的导向，是人民的心声，也是中国宪法的归宿。尽管这个宪法的规范性从起初并非纯然高尚、一白如纸，而是渗透着血污、脓疮和卑劣，笼罩着强权的专横与野蛮，但是，规范的种子总要发芽生长，总要从血污中挺拔出来，总会烽火燎原，蔚为壮观。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立起一个新中国，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开天辟地的大事，这一点不可否认，因此，中国现行宪法的序言就是关于中国革命建国的历史叙事，这个叙事奠定了中国之政治宪法的合法性理论基础。
从这个意义上说，主流宪法学对于他们的批判乃是合理的，正确的，把他们视为政治学而非宪法学也是持之有据的。这一切固然有赖于宪法修正，但更多的时候有赖于无形的宪法创制。
正是从这样一种由非常政治到日常政治的宪制变革中，关于中国的政治宪法才会生长出一个规范性的价值框架，对此，青年宪法学者田飞龙博士曾经有一段精彩的总结，他认为中国现行宪法存在着一个政治宪法结构,这个结构可以界定为人民主权（宪法之道）在八二宪法（加上四个修正案）上的三个肉身:基于真理的党的领导代表制+基于程序的人民代表大会制+非代表制的参与民主制，这一结构也不是天外来物，而是有着百年中国的历史和思想渊源。如何看待这个八二宪法以及此后的三十年中国之宪法政治呢？在我看来，对于这个中国现行的改革宪法，我们应该有一个双重的视角，首先是一种延续的宪法观，即这个宪法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党国宪制的一个升级版，一个虽然拨乱反正（对于文化大革命之政治中国）但仍然没有脱离党制国家体制的宪法[21],这一点与新传统之中国的党国宪法（国共两党）有着密切的关系，就是这个新传统的一部分。
（2）高全喜教授受邀赴人民大学法学院主讲《宪法与革命及中国宪制问题》（2010. 5. 7），陈端洪参与评议，人大法学院韩大元、胡锦光等教授进行总结。而中国内地，则经历了文革后的三十年改革开放，其中有八二宪法以及四个修正案。
这样一来，中国的宪法，就具有了描述的叙事性与规范性两种特性。当陈端洪的五大根本法之宏文甫一发表，我就站在规范主义的角度，对之展开了严厉的批判，尤其是遏阻了其空间并置式的政治宪政主义倾向，而将之改造为时间连续式的自由主义的政治宪政主义。 二、政治宪法学的问题意识 政治宪法学之所以在近期蓬勃兴起，在我看来绝非偶然，而是时代的产物，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中国社会变革之时代精神的宪法化的产物。首先，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要有一个基于历史主义的关于中国宪制进程的认识。
固守旧制度，这是陈端洪政治宪法学的基本特征，也是他的宪法学没有开出规范主义和历史主义的原因所在。[44]这里的部分统计和观点来自于翟志勇：《八二宪法修正案与新的宪政设计》，载《战略与管理》2012年第3/4期合编本。
政治性与宪法性，这是中国宪法学的中心问题，也是任何一个现代国家的宪法创制以及宪法解释的根本问题，只有首先解决了宪法的政治性与宪法性之关系问题，所谓的规范宪法学、宪法解释学等日常宪法学的一系列问题才能得以展开和推进。正是基于此，显示了政治宪法学与主流宪法学的区别，而且是根本性的区别。
从宪法学的角度看，这个制度的中心主题在中国宪法的序言之中，在党与国家的一体化的结构之中。[25]这涉及对改革三十年法治的评价框架问题，既不能因为宪政整体上的滞后而全盘否定，也不能因为具体部门法治的进步而自以为是，而是需要发展出一种更为精致的分析框架，这方面较为中肯的思考可以参见高全喜、张伟、田飞龙：《现代中国的法治之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五章面向常态的转型法治：改革与治理，其中提出了根本法治/具体法治的二元分析框架。
终结革命暴力的宪法修改无疑内孕着规范的种子，这个种子其实还蕴含在中国宪法的很多地方，诸如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设置、权利清单的陈列、人民当家做主的承诺、国家法制建设的目标，等等，这些都内在于反对激进的文化大革命的宪法逻辑之中，都可以生长出规范性的价值理性。中国青年政治学院，2010.11.18） ;《心灵、宗教与宪法》（浙江大学法学院，2011. 11. 25。[10]陈端洪的政治宪法学的理论基础最终落实于制宪权理论，参见陈端洪：《制宪权与根本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而制宪权具有的激进性与他在2008年论文中提出的五大根本法的保守性之间显然是存在张力的，这种张力恰恰印证了我这里的分析。实际上，政治宪法学的问题意识还有另外一个传统，即1949年建国的宪制传统，甚至还可以更为前溯一些，接续中华民国的宪制传统。
否则，宪法学就没有办法回应其上述的主张，没有办法持守其固有的抵御强权与捍卫权利的本性。对中国模式的一个针对性与系统化批评，参见丁学良：《辩论中国模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至于我的一些观点，他们也一起并人到这个政治学的系列，认为不是宪法学，而是政治思想史。[31]参见高全喜：《政治宪政主义与司法宪政主义—基于中国政治社会的一种立宪主义思考》，载高全喜：《从非常政治到日常政治—论现时代的政法及其他》，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
为此，他特别调用了卢梭的理论和霍布斯以及施米特的理论，前者就是区分人民主权以及直接的制宪权，而且是不断的革命，或人民出场，永久的在场，后者就是区分宪法与宪法律，宪法基于主权者的政治决断，是政治意志的直接赋权。正是基于上述主流宪法学的缺憾，政治宪法学直接以人民制宪为主轴，正面对待中国宪法的创设机制，并试图在政治宪法的结构中，化解宪法的正当性问题，以改革宪法的精神诉求，处理主权与党权、制宪与宪制、革命与反革命、人民出场与双重代表、生存与自由等政治宪法问题，从而为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一个宪法学的路径。